面对审查人员时,他拿出的是几张先生当年写给他的便条。
便条上,先生感谢他多年照料,也把他称作值得信赖的医生。
那本是先生对朋友的善意。
可到了此刻,却成了杀人凶手逃避审判的护身符!
他并没有被押上战犯法庭。
他提着装满金条和字画的皮箱,大摇大摆地登上邮轮,回到了东洋。
画面再变。
战后的东京。
须藤用从魔都带回去的钱,开了一家私人诊所,还被当地医学界包装成了所谓的“博爱仁医”。
宣传文章里说,他曾跨越国界,为华国文豪治病。
照片里,他穿着白大褂,站在诊所门口,接受记者采访。
他就这样行医、赚钱、养老。
最后活到八十多岁,寿终正寝。
先生只活了五十五岁。
杀害先生的人,却享尽清福,活到了八十多岁。
这世上最让人难受的,不只是恶人作恶。
而是恶人做完一切后,还能被人称赞,被人尊敬,最后寿终正寝。
紧接着,镜头切回几十年后的华国。
一间普通书房里。
先生的独子周海婴已经满头白发。
他的面前摆着大量医学书籍、专家回信和旧报纸。
老人站在窗边,小心地捏着一张1936年6月拍摄的X光胸片,对着日光反复查看。
几十年来,他找过许多国内专家。
他整理过父亲临终前的病情记录。
他知道父亲的死不对劲。
他也知道,须藤绝不是仁医。
但是,怀疑不是证据。
当年的原始病历已经被烧光。
关键注射记录不复存在。
知情者一个个去世。
所有能够直接指向须藤的证据,都被人为斩断。
老人翻了一封又一封专家来信。
他一次次对照那张胸片。
他用了几十年,想替父亲找到一个答案。
可直到生命结束,他也没能亲手将那个凶手绳之于法。
先生没能等到天亮。
他的儿子,也没能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。
两代人的不甘。
两代人的憋屈。
就这样横跨了整整九十年。